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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传美术研究的拓荒者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20-01-21 浏览次数:

  
 

   1996年,金先生,耶鲁大学班宗华,堪萨斯大学玛莎教授带领中美研究生考察山西佛教美术今天,无论是中国的美术界、考古学界,还是历史学界都深刻意识到,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区和新疆、内蒙古、西北和东北各地以及内地丰富的古代藏传美术遗存,是中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对于构建中国美术史和研究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但是,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学术界却鲜有学者能认识到这一重要性,并为此主动、积极地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以至于到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相关研究仍一直落后于西方。

  
 

   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局面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其重要价值,并且率先开展资料的调查、整理和研究,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学者,从而“改变了藏传美术研究中不见中国学者”的历史。 经过30年不懈的努力,中国藏传美术的研究不仅初具规模,而且部分领域还走在了世界的前沿。 这一变化的实现得益于建国以来诸如宿白、金维诺、王毅、刘艺斯先生等几位学识渊博、爱国情深、独具慧眼的老一辈拓荒者在藏传考古和美术研究上的贡献,其中金维诺先生在藏传美术领域的开拓,功不可没。

  
 

   金维诺先生对于藏传美术研究的开拓之功,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报国等几个方面。 重构完整的中国美术史金维诺先生是中国最早关注和研究藏传美术的学者之一。 早在1955年他第一次到敦煌对莫高窟进行田野考察时,便开始关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在莫高窟留下的石窟和艺术。

  
 

   在1955~1959年间,他在集中研究敦煌汉传美术并连续发表以《祗园记图考》(《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0期)和《敦煌窟龛名数考》(《文物》1959年5期)等数篇重要论文的同时,就开始留意并收集莫高窟的藏传美术资料,笔录465窟等壁画藏文题记,思考、探讨藏传美术在敦煌出现的历史背景、年代、题材、风格及其在中国美术史中的作用和影响等美术史上系列重要问题,关注西藏的美术遗存、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尤其是藏传美术的形成与发展、体系与成就,并在1992年,不顾67岁的高龄,专门到西藏对历史上重要的美术遗存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藏传美术成为他一生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一生出版和发表了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金维诺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主要分为编著和论文两类:其中编著主要以他主编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为代表,主要包括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藏传寺院壁画》、1991~1993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藏传寺院》(2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6卷本)和《中国宗教美术史》(与罗世平合著,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其代表性论文则主要有《西藏早期佛教艺术》(《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古格王国的寺院壁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创刊号)《古格王国及其寺院艺术》(台北《狮雄美术》1994年5月号刊)和《吐蕃佛教图像与敦煌的藏传绘画遗存——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艺术史研究》第2辑,2000年)等。 这些成果体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首次通过对藏传美术重要遗存的大规模、系统整理和研究刻画出藏传美术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史及其特点,勾勒出藏传美术史的基本轮廓。

  
 

   这些美术遗存囊括了大昭寺、桑耶寺、文成公主庙、扎塘寺、卓玛拉康、夏鲁寺、萨迦寺、飞来峰、白居寺、艾旺寺、古格故城、托林寺、瞿昙寺、塔尔寺等各个时代的壁画和雕塑,以及故宫和布达拉宫等珍藏的元明清三朝宫廷藏传佛教造像等重要作品。 在充分利用藏、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艺术学、藏学、史学、考古学、图像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和理论,不仅对每一处重要遗存的年代、题材、风格及其演变进行了分析,同时对西藏本土与内地的艺术交流和互动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从个案研究入手,由点成线,再由线成面,从而逐渐清晰地勾勒出藏传美术形成、演变的特点和规律。

  
 

   第二个特点是在不少重要的个案研究中,不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而且其研究方法也成为藏传美术研究的经典范例。 例如,关于扎塘寺壁画的断代研究,就是金维诺先生十分注重文献价值,图像与文本互证的范例之一。 他利用藏文文献《青史》的相关记载,结合壁画的风格类比,首次考证出扎塘寺的创建者和壁画的准确年代;不仅如此,他在研究中十分重视美术作品中题记的重要性。

  
 

   在1955年首次考察敦煌莫高窟时,他就临摹了465窟的藏文题记,并且根据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的释读与翻译,结合相关历史记载,考证出该窟壁画绘制于839年。

  
 

   与此同时,他还结合唐末工匠留存的《金统二年(881)壁画表录》记述的相关内容,通过与465窟壁画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其题材与465窟“壁画相近”的结论。

  
 

   他的这些研究方法和成果为藏传美术研究的持续开展和深入,无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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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陈濛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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